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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清华之父”“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发表著名就职演说时，曾仿照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之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富有哲理的名言。梅贻琦终生而为之奉行不渝，他的教育思想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创造了清华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成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之一。
“一二﹒八”淞沪战争打响后，引起上海局势动荡。1932年9月3日，原吴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逐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1935年5月，国民政府训令在南京丁家桥重建中央大学医学院，丁家桥便成为中央大学二部。建院85年来，东南大学医学院一直推崇梅氏的办学理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先后荟聚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专精、声名显赫的大师。其中，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家蔡翘（图1），在建院初期曾执教及掌校长达17年之久。他是建院历史以来，众所公认无一人与之匹敌的一代大师。当今，新时代“双一流”建设，大师更是学校的灵魂之所在。故不妨从过去的岁月中淘洗一代大师的深邃，从不断的回忆中感怀一代大师的风采。
图1 蔡翘不同时期
蔡翘（ 1897.10.11 – 1990.07.29 ），广东省揭阳县人。22岁那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胸怀“科学救国”的志向，只身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心理学，用2年的时间学完大学课程。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当研究生，这是蔡翘研究生涯的发端。此间，他发现袋鼠下丘脑和中脑被盖间存在一个从未认识的的微小核团，向人类揭示了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关系的结构基础，并把结果写成长达75页的论文。论文的内容牵涉到脑干内极为重要、但又不大为当时人们所注意的一些结构，如内侧前脑束和被盖网质等。论文发表后，国际学术界将蔡翘发现的的大脑版图命名为“蔡氏区”，奠定了他在生理学界的地位。192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因学业优秀获芝加哥大学金钥匙奖，并被推荐为美国解剖学会会员。在美求学期间，主要靠勤工俭学或打零工维持生活和学习。
1925年夏秋之交，蔡翘回国后，就聘于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创建生物学科，执教生物学和生理学。1927至1928年受聘吴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建生理学科，任生理学教授，兼讲授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此期间，培养了一批中国早期的生理学工作者。他首倡用华语教学；编著中国第一本大学用《生理学》教科书（图2）。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50章、70万字，后增订本改名为《人类生理学》（图3）。1930年秋，蔡翘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英国和德国进修。先后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著名生理学实验室进行研修。1932年春回国，继续在上海吴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1932年夏秋之季，应聘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系统研究了肝脏在糖代谢中的作用。
图2 《生理学》
图3 《人类生理学》
1937年1月，他提前与雷士德研究所解约，放弃月薪1000块银元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来到南京，以月薪500块银元受聘刚建院不满两年、条件较差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兼科主任，再次创建生理学科。当时有人百思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上海是为外国人工作，来南京是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义不容辞！蔡翘倾囊购置了不少仪器、设备、图书等，并筹建动物房及研究室，准备用于肝糖代谢的慢性实验研究。他与其助教吴蘘共同编著了《生理学实验》一书用于教学。正当中央大学医学院初步建成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强盗悍然侵略中国，并对南京进行了频繁的大肆空袭，企图摧毁我国文化教育命脉。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运筹帷幄，早就对战争形势作了慎密研判和充分准备，从而决定主校区举迁重庆沙坪坝。由于重庆当时并不具备医学院教学与学生实习的基本条件，蔡翘和生化学教授郑集受罗家伦之命，立即西行与华西协和大学磋商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搬迁华西坝事宜。
1937年10月，经过长途跋涉，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师生员工和仪器设备辗转迁至华西坝。这是一场国难当头、撕心裂肺的大迁徒。准备搬迁时，蔡翘痛惜难当，积极发动师生，连一颗钉头一支竹签都没有丢下。到成都后先借用华西大学医学院部分校舍上课。4年后，又租用城内一所中学校舍作为前期各科教学之用。医学生一年级在重庆柏溪分校学习，二年级再转来华西坝。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蔡翘坚持从事生理和药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图4）。为了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蔡翘自筹经费、亲自动手，成立制造生理学实验仪器的车间。1938年秋，蔡翘在三大学（中央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发起成立和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其中郑集、童第周都是会员。1941年6月，他任主编创办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唯一的一本生理学刊物，至抗战胜利止，共出版两卷13期300多页。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主要助手有朱壬葆、周金黄、吴蘘、徐丰颜、李瑞轩、匡达等人。招收了宋少章、程治平、陈定一、李昌浦等4名研究生。另外，接受了十多名进修生，其中有延安军医学校秘密送来的同志。虽然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蔡翘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一时间吸引和聚集了不少各方人才。当时经过蔡翘培养或指点的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为了生理学科的巨擘，名冠中华、蜚声海内外。
图4 手迹
1943年夏，蔡翘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与费孝通等6人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在芝加哥讲演时，他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其讲演稿与其他教授的讲演稿一起编成《来自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出版。这一年中，蔡翘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学者合作进行血清中缩血管素物质的研究。正是这一成果，后来导致国外5—羟色胺（即血清素）的发现。
抗战期间，蔡翘主要是围绕血液生理领域开展研究。1938年起，利用暑假吸收少数生理学的优秀医学生和他的助手开展中国人各种生理标准，如肺活量、血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生长率、一些感官灵敏度（包括视野的测定）、血型分布、以及基础代谢率等指标的调查统计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中旬，中央大学医学院开始分批分路向南京迁返，在丁家桥原址复院。蔡翘领导生理学科，再度开展艰苦卓绝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恢复（图5、6）。1947年12月，原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被派往美国，任中国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蔡翘由此代理医学院院长。同年3月，蔡翘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选院士共有81人。9月23—25日，在南京北极阁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到会48人。这批院士分布不同学科领域，体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学的水平。1955年，中央研究院原有院士中有46人进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列。
图5 中央大学时期生理实验
图6 中央大学时期药理实验
中央大学医学院自1935年创建至1949年，走过近15个年头的艰难、曲折、战乱、漂泊的岁月，成为当时中国医学院校中最负盛名的医学学府。1949年8月8日，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蔡翘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蔡翘任校长（图7）。根据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需要，蔡翘创建了中国的特殊环境生理学 — 军事劳动生理学、航天航空医学和航海医学。筹建航空生理实验室，1953年建成中国独创的第一座混凝土人用低压舱。1951年，他编著了《航空医学入门》，1953年至1955年间写出《航空生理研究总结初步报告》。1954年9月，按照中央军委下达的整编命令，第五军医大学迁西安，与原第四军医大学合并办第四军医大学。蔡翘自此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直至1990年7月病逝。
图7 第五军医大学毕业证书
蔡翘一生艰苦创业、涉猎广泛，在生理学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众多重要的发现和成就。他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生理科学界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航天、航空、航海医学的创始人。2011年10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国际编号207681小行星为“蔡翘星”命名仪式（图8）。蔡翘一生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伴随着这颗星星闪耀在茫茫宇宙。
图8 蔡翘星国际公报
缅怀蔡翘光辉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代大师。从而不难看出，作为自然科学大师应该是对人类或者本民族的进步产生推动作用，在科学史上值得大家记忆的人；大学的大师其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高风亮节对一流学生的培养影响深远。由此启示，当下对一流大学的渴望，本质上是对于大师的渴望；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大师的培养之路。
（有关资料、图片来自网络，部分图片由伍福乐教授提供；文字整理刘岐山）